第五十九章 乾隆六十年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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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做学政，都有可能。但无论如何，最后一部分主试事宜也要先办妥才是。眼看鲁南、鲁东、鲁西以前都有涉足，这一次他们要去的即是鲁西北的东昌、临清、武定几座州府。

    这次主试，有钱大昕和武亿在侧相助，各地的生员取录，倒是比之前快了许多。武亿深感阮元相聘之恩，也将自己所知金石之学倾囊相授，那《山左金石志》的编定，也渐有眉目，只是山东金石文物甚多，即便武亿精于此道，一一校理，也只说一年半载方能成书。阮元自也不在意这些，平日有了闲暇，也自己参与整理编辑，便是许多州县当差办事的典故，也顺带听武亿讲了不少。

    这一日东昌府的主试之事，终于完毕，杨吉日前已在运河之畔探察过了，得知运河已经解冻，一行人便商议着去雇船，沿着运河到张秋镇折而回济南。可谁知到了雇船这日，各人来到码头，却只见运河之上，舟楫敝天，可运河畔的数处码头，只有寥寥数只摆渡船，竟一艘可用的客船都没有。

    阮元等人见了，也都疑惑不解，杨吉看着，更是心急，便走到码头之上，正好这里还有数个船夫闲来无事，坐着看守码头。杨吉便找来一个船夫问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前日我来这里时，你们的人说运河已经解冻了，即日便可放船，这今日我们来了，却怎的见不到一艘渡船了？”

    “这位兄弟，运河上那些是什么船，你却不知道的？”船夫问道。杨吉来时也没听说河上还有其他船只，便摇摇头。

    “那些是南面来的漕船。”另一位船夫道：“今年也不知为何，漕船这个时候就到了，往年要再等好几个月呢。这漕船过来的时候，又说其中有几艘船，因在中途搁浅，动弹不得了，只好让我们出了些船，说帮他们先运到临清，他们换了船再送回来。所以啊，这边大概四五天里，都不会有去济南府的船了。”

    杨吉无奈，只好回到岸边，将事情告诉了阮元，阮元听了，也想不出好办法，道：“若是这样，再等三五天却也无妨。换了陆路，多花是时间还是要多一些，只是……”忽然，阮元想起一事，向武亿问道：“武先生，在下记得去年朝廷有诏谕，皇上今年登基满六十年，因此普免今年一年的漕赋。若是这样，今年当不会再有漕船入京了，却不知为什么，这漕船在下看来，一点不少。而且还要赶在二月中旬往京城走呢？这再往北去，只怕有些河道还未能完全化冻啊？”

    武亿想想，叹道：“伯元，你毕竟为官日浅，漕务、州县之事，知之不多。这十余年间，庶政日渐困顿，苛捐杂税与日俱增，更何况做官的人又……老夫年轻时所见那个盛世，早就是过去了。普免钱粮，在老夫年轻那个时候，也曾有过，当时百姓是真的不用再多交粮了。可眼下，很多事都大不相同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漕船上的人，究竟怎么想，我不知道。但这番场景，我也见得多了。无非三种人，其一，乾隆五十九年，漕粮上便有了亏空，此番漕粮虽然普免，可还需补去年的缺，于是多征了这些。其二，今年漕粮虽然不用交了，可嘴里却说，万一来年荒歉，征收不及时，却又如何？却也不管明年荒歉与否，只先把这漕粮征了……唉，吏部那边，还得给这些人一个勤于任事的评语呢。还有，便是为了邀功，含糊其辞之辈了……”

    阮元不解，问道：“这邀功先生前面说了，含糊其辞，却是怎么回事？”

    武亿道：“这漕粮征收，历来有加耗一说，收一石漕粮，往往加征定例便是二三斗，有些地方推称雇船使人不易，还要再行加征。你看正赋是一石，或许有些地方，加耗也快到这个数了。这诏旨只说普免漕粮，又没说免的是正项还是加耗，有些地方便只免了正项，这加耗却照收不误……当然了，普免漕粮，本身总是个好事，总是少征了些粮，比一成不变好。”

    杨吉也问道：“这些个混蛋，为了自己的了，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，也不禁安慰他道：“先生，我与毕大人也见过面的，看毕大人神情爽朗，不觉得他是虚伪之人。或许……其中另有隐情，也说不定呢。”

    钱大昕道：“或许是吧……当日我也曾和他激辩，他说他给和珅送礼，只是为了让和珅放松警惕，不再为难自己。老夫便质问他，若是做官都要似你这番反复捉摸，那这官你不做了，辞官回乡最好！也省得在和珅面前，受这许多气。可他却说……却说这《续资治通鉴》，他已致力其中二十年之久，宋辽金元史事原本芜杂繁多，他督抚任上又有俗务，却是如何编修至此？便是因督抚一任，有万两以上的养廉银，他自己将不急之务裁抑一些，便有了银子，遍请名士参与其中。若是没了这笔进项，他又哪有财力编定这二百余卷的巨著去？还说……俯仰平生任侠名，峥嵘身世剑孤横。渊深峻岳空今古，二十年前心已平……老夫想来，他也是万不得已，才不得不如此吧……或许，这天下为官士人，风气败坏至此，或许老夫也有过错。”

    钱大昕当日与毕沅激辩之事，他虽说了这些给阮元听，却没有告诉他，那日毕沅以续修通鉴之事相辩，后面还有几句话：

    “辛楣，你我都清楚，司马温公《通鉴》修成之后，整整七百年，再无上等的《通鉴》续作了！宋辽金元四史，原本繁杂不易修订取舍，若是拿不出二十年心血，寻得一批精于史事的士人详加修订，这书是修不出的！辛楣，我知你治史一生，一个最大心愿便是重修《元史》，可你一个人辛苦修了这大半辈子，到了现在，也只完成了一半。我若没有这许多人力财力可用，又怎么修出这部《续资治通鉴》来？若是这书最后得以修成，使治史的士人免了终日研读四史之苦，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？辛楣，我想，这也是你的心愿吧？”

    钱大昕一生治史，一向有两个心愿，一是重修《元史》，二是续修《资治通鉴》。可他学问繁杂，用于修史上的时间其实有限，终其一生，《元史》一事也只完成了一些补充的表志和部分列传，这个心愿终是未能达成。直到民国时学者柯劭忞修订《新元史》，有清二百余年学人续修之愿，方才圆满。可时过境迁，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，初始史料的价值开始得到加倍重视，旧有那部被清代学者看不起的《元史》，反倒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，重修元史一事，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。

    但不管日后发展如何，至少这个时候，钱大昕一直以《元史》未成为憾。反倒是自己时常不满，逢迎于和珅的毕沅，完成了自己另一个心愿。而且毕沅续修的《续资治通鉴》，他已然全部看过，这书于史料裁剪取舍之间，颇为精当，语言也算精炼，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鉴续作。想到这里，他也不忍心再批评毕沅，只是叹了叹气，便即离去。想来自己与武亿不同，是个心有拘执之人，面对少年时立下的这番志愿，自己竟是有些抬不起头来。

    想到这里，也只好和阮元说：“伯元，秋帆那个人，你在学术上与他多加探讨，必有进益。至于其他，就不要效仿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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